邓淇是个成熟而且稳重的四年级孩子，第一次送他回家——政府，跟他聊天便感觉到他的老成，说话不紧不慢，井井有条，丝毫不像小学生。这该是因为他有一个政府官员爷爷吧。

但是关于邓淇的绯闻还是有所耳濡目染的，首先是听周淑贤老师在老师办公室跟他的班主任，也就是吉政和我，投诉我们班的邓淇同学在下课后辱骂二班女生，类似“鸡婆”；

其次是在一次长课间，只听到“哐当”一声大响和乒呤乓啷的玻璃碎落满地的声音，我正奇怪，肯定是有同学打烂玻璃吧。三秒之后，邓德力出现在我面前，嚷嚷着有老师让我过去。还在抱怨着多事的我三下五除二跑到事发地点，只见章老师抓着邓淇的手，邓淇的手被一条长血痕占据，血滴滴答答地打在地上。我先是一颤，后是一愣，接着处理方法便在我脑中打转，出血比较厉害，先送卫生站。

从章老师手中接过他血流不止的手，敦促道：“把手举起来，高过头顶。”他照做，但面无表情。我拉着他，就直冲冲地快步向着卫生站进发。路上，我问邓淇：“痛吗。”他说：“有点。”我看着他血流不止，都有点担心他会害怕。我眼前的他却淡定自若，别说哭，连一点懊恼的表情都没有。我便开口问：“你为什么不怕？”他回答：“经常这样，习惯了。”看似普通的一句话，暗含了多少见怪不怪的心态，得多少经历才能磨练出这样的人格。看似短途的一段路，我们走得很漫长，更甚，仿佛我们走过的路都留下了血的印记。

到了卫生站，便让医生接过去了，回过头来，正遇到甘子华和余翠欣在卫生站。突然，医生问谁是家属，我声称自己是他的老师，他便问我：“是包扎还是缝针，如果是缝针，要一针。医生让我看了下伤口，不大，也不深，跟我小时候摔跤弄坏的膝盖差不多，我便问邓淇想不想缝针，邓淇说不要，我便答应到包扎就好。

处理完毕，送他回家，让他休息。我自己就回学校，始料不及的事情在我到校后发生了。校安全处长说:“你跟我走一趟吧。”我虽然忐忑，但还是负责任地上了他的摩托，直奔邓淇家。邓淇家有奶奶和婴儿，看邓淇躺在席子上休息。主任便问到情况如何，邓淇毫不犹豫答可以。主任不一会儿就打电话唤回邓淇父亲，等到邓淇父亲回来，邓淇父亲蹲下抓着他的手说：“又怎么弄到了？”“撞到玻璃了。”接着看到没血出了，便又不说话了，只是在沉默。主任说明情况，问要不要去卫生院看看，邓淇说不用，他父亲也就不再追问。“没什么我们就先回去了。”主任说，接着头也不会就往门外走，我还能说什么，当然是二话不说跟着走了，一上车，又到了刚刚来过的那个卫生站，主任询问医生情况，医生说没什么大碍，就又回学校了。我下车之际，主任跟我说：“这种事情很容易搞大的，要谨慎为先。”最后，开着车就走了。回到教室，还沉浸在摩托车上的吹风而沉闷的感觉，忧郁而深省。

这是三下乡给我最大的启示之一——不注意细节，可能会酿成大祸。虽然是主任口中的可能会有大祸，但也算是让我见到避免大祸降临的措施——主动去联系调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