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6月26日，全球第二富豪沃伦·巴菲特先生于美国纽约公共图书馆将其估值高达310亿美元的资产交给当时唯一一个比他富有的男人——比尔·盖茨的妻子梅琳达。这项捐赠并不是让受赠者本人受益，而是将用于受赠者建立的慈善基金会中。到2009年，比尔&达梅林·盖茨基金会几乎每年都提供30亿美元的捐赠，这在慈善史上是空前的。巴菲特和盖茨是正在快速壮大的新慈善家群体中的代表性人物，他们相信，他们不仅仅是在做一些符合传统的事情，而是在改进慈善，使慈善能够解决今天日益变迁的世界所面临的一系列新问题。他们在努力运用赚取利润的方法来从事慈善活动。[1]他们被称为慈善资本家。

一、慈善资本主义的历史渊源

（一）欧洲的慈善黄金时代

自从中世纪在欧洲产生现代资本主义以来，富有的商人就一直在解决重大社会问题上发挥着领导作用。14—15世纪，欧洲1/3的人口死于黑死病，当欧洲人最终从黑死病中恢复过来后，人口出现急剧增长。在英格兰，穷人被领主驱逐，情况十分糟糕。当时新产生的富裕商人很有善心，他们为穷人进行捐赠。商人们不仅捐赠规模惊人，他们的捐款方式也比较突出。文艺复兴后，受到人道主义思想家的影响，慈善家们开始寻找解决社会历史问题的方法，而不是单单减轻社会问题的严重程度，比如建设社会住房、提供教育、为开始创业的学徒提供工作资本。同时，他们也开始实践创立基金会或者慈善信托。在整个16世纪，英格兰的私人捐赠一直是对穷人进行救济的主要来源。

17世纪，一系列的宗教战争及内战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也阻碍了慈善事业的发展。18世纪以后，随着和平与经济的恢复，慈善的第二个黄金时代来临了。股份有限公司的成功使不少人发家致富，同时也激发了一种新的捐赠方式——“股份慈善”。通过这种方式，慈善家们能够集中资源，满足迫切的社会需要。医院是当时最为普遍的投资目标。西敏寺医院、圣乔治医院、温彻斯特医院等，都是通过股权认购建立的，而其中大规模的资金都是由当时的大富豪提供的。然而在当时，经验主义提出了对慈善的质疑。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认为，对穷人施善会提高人们愿意工作的工资水平，从而加剧失业；慈善帮助今天的穷人摆脱了饥饿，但没有解决问题，甚至使问题恶化，它使明天可能有更多的人需要养活。经验主义者的批判动摇了慈善家们的信心，第二次慈善黄金时代黯然结束。

（二）卡内基等人引领的美国慈善浪潮

“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是对财富进行合理的管理，富人和穷人之间应该是兄弟般的和谐关系。”1889年，安德鲁·卡内基在《财富的福音》一书中提出了这一论断，它也是对目前许多慈善资本家的一个实际而完整的描述。卡内基把慈善当作解决财富创造过程中急剧出现的社会问题的方法，但是，他也认为财富的繁荣是一个“不可否认的福根”。富人们应该把自己的剩余财富看作“大多数人的财产”，把自己看作信托人，他们的职责是为“公共利益”管理这些财富。卡内基还认为：“富人有能力穷其一生去管理这些财富，忙于组织捐赠，从而使大众能从中获得持续的好处，使自身的生活变得更有尊严。”这是一个战斗口号，它激励今天的新贵们越来越多地热衷于慈善事业。[2]比尔·盖茨——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慈善家，汤姆·亨特——英国慈善事业的领头人，查克·费尼——爱尔兰知名的“匿名捐赠人”，他们都受到卡内基的影响。

二、关于慈善资本主义

（一）内涵与特点

2006年2月，美国著名杂志《经济学人》提出了“慈善资本主义”这一概念。在“慈善资本主义的诞生”一文中，慈善资本主义是指新一代慈善家对于自己作为社会投资家的一种认同。换言之,慈善家将资本投入慈善事业,自行监管以求获得最高的社会投资回报率,就是慈善资本主义。也有研究者将其称为“现代慈善”。克莱尔·戈迪亚在其所著《伟大的善行:慈善事业如何推动美国经济以及挽救资本主义》 一书中,揭示了传统慈善和现代慈善的区别。她认为,传统慈善只能治标,即减轻苦难的严重性,而现代慈善要以投资来解决根本问题。透过慈善投资的方式,可以摆脱以往的“施舍性质的济贫院方式”,更能突显自由、个人价值以及企业精神。

同时，新一代的慈善捐赠具有以下特点：

1.视慈善捐赠为社会投资,慈善事业被视为进行社会投资的社会市场。

2.以结果——慈善投资的回报为度量标准,促进对慈善投资行为的再选择,以求有效运用慈善资源。

3.为了有效运用慈善资源,建设慈善市场上的新型态机构,包括管理顾问公司、公益投资银行、慈善家网络等等。

4.多角化、多元化、多样化的慈善投入。动员及集成跨国的私人资源包括金钱、时间、社会资本、专业技术、媒体、行销人才以及政治关系等等所有可能动员的力量来改变世界。[3]

（二）慈善资本主义精神

慈善事业在美国十分繁荣，大多数美国人都乐于捐助。在2006年，慈善援助基金会（CAI）的有关数据显示，美国的慈善捐助占其GDP的1.67%，位于世界第一。美国繁荣的慈善事业是以其代代传承的慈善资本主义精神为依托的。

成功企业家努力解决重大社会问题，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有能力、有义务这样做。——这就是慈善资本主义的精神。那么促成了这种慈善资本主义精神的因素有哪些？简要有以下两点：

1.宗教信仰：新教的影响

从美国的宗教起源来看，美国宗教主要是欧洲宗教改革以后形成的新教，其信徒绝大部分为新教徒，尤其是英国国教改革之中崛起的清教徒。因此，美国的宗教伦理也以清教徒的伦理观为基础。文加尔文主义对每一个清教徒来说都非常重要。其宗教思想主要表现为：特别强调上帝的主权和权威；认为世界上万物的存在和变化皆为上帝的意志；人作为上帝的子民，生而并不是为己，而是一切行为都是为了荣耀上帝。[4]美国的民众，尤其是信仰基督教的信徒深深受到了加尔文主义的影响。他们在上帝的指引下从事着各种生产活动，个人并不是必须要对政府或者社会负责，而是要对上帝负责。人们之间互敬友爱也是处于对上帝的信仰，人们行善的最终目的也在于荣耀上帝，能得到上帝的认可，逝后能入天堂。这种思想为美国人乐于捐助提供了理由。美国资本主义慈善精神的形成与这种新教伦理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2.美国两次慈善浪潮的促进作用

美国的初次慈善浪潮在上文“卡内基等人引领的美国慈善浪潮”中已有所涉及。需要补充的是，美国在这一次慈善浪潮中表现出来的慈善资本主义精神是理性的慷慨。即赠与者不再是单纯的为了响应上帝的感召，实现自己心灵的救赎而进行捐赠。同时也是为了能使受惠者改善其品性，以“授人以渔”的方式使慈善行为更加专业化。这一时期的慈善捐赠不再是盲目的捐赠，而是明智的捐赠，它规避导致受赠者懒惰和依赖的可能。[5]在这一阶段，美国慈善资本主义精神削弱了宗教对其的影响，融入了更多理性的思考。

在网络化、数字化、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美国慈善事业又迎来了第二次高潮。这一时期，慈善资本主义精神应时代需要被赋予了新的涵义——商业化。比尔·盖茨的慈善理念最能代表这一时期的慈善资本主义理念，即：得到的越多，回馈的也会越多。慈善资本将不仅仅来自于民众的捐赠，用商业化的方式来从事慈善事业，用市场的力量来推动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可以使慈善事业更为持续，更加有效率。

三、成就与隐患

（一）成就

比尔·盖茨是当今慈善资本家中的代表人物，盖茨基金会是世界上最大的基金会。作为一个非政府机构，盖茨基金会为世界公共领域作出的贡献是巨大的。

2000年，盖茨基金会与全球疫苗与防疫联盟（GAVI）合作，号召富国与穷国的政府、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银行、研究机构、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基金会等联合起来，通过扩展疫苗项目来挽救儿童生命。截至2007年，这项活动估计挽救了290万人的生命。

2006年，盖茨宣布与洛克菲勒基金会建立合作关系，他们一起合作提高非洲贫穷农民的生产力，非洲绿色革命联盟（AGRA）由此诞生。该联盟总部设在肯尼亚的内罗毕，以推广绿色信贷，消除非洲农业贫困为宗旨。其具备一套独立的领导体系，现任主席为联合国前任秘书长科菲·安南。在2005年，马拉维农民极端贫困，没有种子、化肥等原料。AGRA在后来向其提供贷款，传授知识以及在当地发展灌溉等技术。如今，马拉维不仅实现了粮食的自给自足，而且还出口粮食到其他国家。2009年，AGRA副主席阿基德米·阿德希纳来华参加第27届国际农业经济学家大会，积极推动中国和非洲的农业合作与交流。

盖茨基金会现在是全球医疗卫生事业的最大资助者，其每年用于全球医疗卫生的预算金额已经超过了联合国下属的世界卫生组织。

（二）隐患

随着慈善资本主义世界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其隐患也在渐渐显露。

由于慈善资本主义的出现，慈善在当今世界变得更国际化，涉及的社会事务更广泛，跨国公司和基金会强调的价值伦理的可阐释外延也变得更广，这就使得与慈善沾边变成了有意洗脱原本不良社会形象的企业和个体的时尚选择。次货危机前后，一些企业与基金会的表现，就与事实之间形成了巨大反差。

与之同时，基金会等慈善资本主义模式，在对获取越来越多公众关注、掌控越来越多资源的同时，却基本是按照捐赠者或基金掌控者的个人意愿、而非需要帮助救济的人群及具体需求来投放资源的。这种个人偏好导致的慈善资源投放导向问题，比捐赠者或基金掌控者的避税考虑，对慈善资本主义效用乃至伦理造成的危害更大。譬如，许多企业家和投机商给已经不缺钱的母校捐款，也声称

是慈善公益性捐款，又如艺术品慈善等等，均削弱了慈善资源的整体社会效益，

反而造成了优质资源流向本已富足的项目。[6]

2007年1月，普利策奖获得者、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劳里·加勒特在杂志《外交事务》发表了名为《健康挑战》的一篇文章。在其中，她提到各种基金会对穷国的资金援助会使穷国陷入更大的麻烦——“善意的外国干预会被扭曲”。她还指出，基金会这种自上而下式的援助方法“倾向于反映捐助者而非受援者的兴趣和关注点。”

此外，和穷国的医务人员跳槽到国外的高薪岗位一样，一些人才从重要的岗位流向基金会资助的狭隘领域。例如在马拉维，2003—2007年，该国政府已经流失了53%的卫生管理人员，64%的护士，85%的医生。他们多数流向国外的非政府组织。这些非政府组织主要是由美国或英国政府，或者盖茨基金会资助的。[7]在当时，如此巨大的人才流失对马拉维政府造成了极大的困扰，也加重了其在医疗卫生方面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