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是一袭华美的睡袍，里面爬满了虱子。”^[1]这是张爱玲对生命的理解，透彻准确、入木三分地道出生存的尴尬与矛盾。

读张爱玲的作品不太多，因为自身并不喜欢充斥情爱于世俗的作品，但不能否认的是，在文学上的成就与造诣，她仿佛给后人下了一剂迷药，让太多的人痴迷地去剖析她了解她，张爱玲，写下了一个时代。

张爱玲的文字会让你得到一场视觉上的享受，她用笔尖反映生活，纵观她的小说，其中非常有代表性的是《金锁记》、《倾城之恋》、《传奇》、《流言》、《红玫瑰与白玫瑰》等。她笔下的不少人物陷在生活的泥潭里不能自拔，而这恰是生活的真实。人性的自私、卑琐、冷漠、虚伪、扭曲，甚至几乎病态，在其笔下一览无遗，张爱玲小说的叙事风格具有明显的个性色彩，风格独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她的作品弥漫着浓厚的悲剧色彩的主题思想，这与她的身世密不可分，张爱玲出生于一个上海的封建化和西洋化畸形交织的家庭，这影响着张爱玲使她过早成熟，由于她的身世经历和所处的时代大背景，她的作品弥漫着浓厚的悲剧色彩，她以近乎冷酷的悲剧感感慨这个世界，称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道风景线。张爱玲的社交范围窄，朋友不多，知心的人就更少了，这就养成了她沉默寡言，冷眼审视世界。

在这样的创作心态下，则会写出具有扭曲的人格，变态的灵魂的作品。把读者逐步引入她营造的苍凉的世界，同时，也展示了其小说独特的艺术美。张爱玲的悲剧意识表现在对人性的探索中，她站在悲哀的基石上冷冷的看着那条华美的生命的袍子，露出人性的阴暗，自私，虚假，冷漠。通过张爱玲的作品，我们触摸到“人性恶”的一面，人的灵魂阴暗与丑陋的一角。她笔下的人，有不同阶级，无论是生活在名门的遗老遗少，太太小姐，公子哥儿，还是市斤小民，一旦被掀去了戴在身上的袍子，剩下的全是赤裸裸的虚伪，“爬满虱子”的尴尬。比如：《红玫瑰和白玫瑰》男主角佟振保，事业成功，办事认真，热心待友，整一个中国现代完美人物原型。但在与烟鹂结婚之后，他开始宿娼，回来则对妻子实施家暴。但他任然披着“袍子”做他的好人，在善衣的外表下裹着恶的本质，用现在的话则被称为“披着羊皮的狼”。张爱玲执着于真实的人性，作品中充满了古老腐朽的文化，物欲，情欲压抑下的人性的扭曲，畸形，变态。

在选材上张爱玲的作品主要以言情为主，这虽是我个人不太喜欢的风格，因为总觉得过于风花雪月，但这就不代表她的作品不好。可以说男女之情是贯穿她全部创作的主线，张爱玲认为：男女之情乃人之大欲，作为生命过程的重大现象，负载着深刻的人性内容，揭示人生的真谛。她的小说力求表现男女之间的摩擦，闪避，磨合，她的爱情深入到了世俗之情，风俗之情，描写达到了细致入微的地步。如《倾城之恋》中一个城市为了成全白流苏的爱情而沦陷了，这只有张爱玲才想得出的幻梦，所以张爱玲受人欢迎，尤其是受女人欢迎，我想大概是因为她的作品出发点是世俗，是恋爱，是凡俗琐事，不会有太多高不可攀的东西。每个人看了都要唏嘘一番，仿佛要从中寻找自己的影子。她对人生绵绵不绝的眷恋之情，在超越个人怀旧情绪中，对整个人生有了透彻的理解。

她对人物之间重重的复杂关系，把握得极为深入。“生在这个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2]她特别喜欢《诗经》中“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诗句，称其是一首悲哀的诗。这也是张爱玲的人生真实写照，时时清醒意识到时代的悲哀，人生的残缺，同时也不乏发现那些“可爱”的一面。所以她珍视生活中那些看来微不足道的小细节，尽情领略世俗生活的种种乐趣。所以她认同小市民，每次看到小市民就像看到了自己，她将自己归结为小市民又不乏冷静与自省，在执着物质享受的同时又不放弃高度的精神享受。有人说张爱玲的性格中聚集了一大堆矛盾：她是一个善于将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的享乐主义者，又是一个对生活充满悲剧感的人；她是名门之后，贵府小姐，却骄傲的宣称自己是一个自食其力的小市民......她对生活的细致入微，感同身受让她能看出人与人之间复杂的关系。在《倾城之恋》中，白流苏离婚后回到娘家，终日被哥嫂冷嘲热讽，成了家里的眼中钉。范柳原由于一场不负责任的海外恋便有了他的存在，等父亲死后，他便回来继承遗产，可是庶出的他根本没有继承遗产的资格，于是两个人相遇，彼此就像是对方的救命稻草，一个是为了弥补内心的空虚，把恋爱当做生活的调味剂；另一个是为了寻求依靠，迫切的想要抓住青春的尾巴，将自己销出去的女人，他们上演了一场分分合合，若即若离的爱情游戏。在倾城中爱恋，恋爱使城市毁灭，在城市毁灭中他们才有了“一点真心”。可这一点真心也不见得多可靠，他们婚后回到了上海，范柳原把他们的故事讲给了剩下的女人听。而流苏在怅惘，这种怅惘也是张爱玲的，来自没落家庭的失落感，来自动荡时代的乱世情怀。在她的书中，我们能看到一个对生活常满好奇的张爱玲，也看见一个黯然神伤的张爱玲。

张爱玲对故事的开头和结尾都有很好的诠释，这与她娴熟的写作技巧有关。她喜欢用电影里面的立体场景，每次文章的开头，她都会为我们摆一个大镜头，同时还有立体声萦绕，所以她的书读起来像是在读剧本，这可能也是她的作品被翻拍成影视作品的一大原因吧。

而她的结尾也有一大特点，就是不把结论定死，也不完全给人物事后总结，往往留出空白让读者们自己遐想，这也是当今影视剧比较喜欢用的“开放式结局”。就像《封锁》中的结尾“......宗祯捻灭了灯，手按在机括，手心汗潮了，浑身一滴滴沁出汗来，向小虫子痒痒的在爬。他又开了灯，乌壳虫不见了，爬回巢里去了。”（《封锁》中《张爱玲文集第一卷》P107）张爱玲写到这就没再写下去，剩下读者自己思考，自己揣摩......

在几乎每一个平凡世俗的故事中，张爱玲都善于书写戏剧化的人生。她特别擅长在结尾给予轻巧讥诮的一笔，结尾往往是一句话，这句话最后会被誉为经典，对整个作品构成极大的反讽，把一切神圣绝对的观念都淹没在世俗的功利的算计之中。就比如《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第二天起床，振保改过自新，又变成了个好人。”这些文字结尾只有寥寥一句话，却饱含着主人公现状和未来，成为经典范例。

不管是赞美还是讽刺，她总是对浓烈的感情进行消解，比如《倾城之恋》中传统语境中的尽善尽美的爱情圣境却是男女主角百般算计的无奈之举；《封锁》中缠绵的爱情话语不过是“整个的上海打了个盹，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花凋》中有着华丽的开端：“川嫦是一个稀有的美丽的女孩子……知道你的人没有一个不爱你的”，然而“全然不是这回事”。虚假的表象后面，作家借助少女成长与死亡的故事，表达她对于冷酷的家庭关系的鞭笞和讽刺。浓烈暖丽的语体色彩是源于传统的叙事话语，中国传统叙事技巧偏重细节的刻画描摹，而讥诮冷峻的风格里透出的是现代人的心理，这种语言的意义与形式之间的冲突，不只是蕴含了无序的生命与有序的规范相冲突的普遍现象，而且这冲突本身就造成一种反讽效果，即意义与形式之间的互为否定道出了现实人生的荒诞感和悖谬感。

总之，张爱玲个人本身就是个传奇，读着她的书，眼前就会浮现一个身穿旗袍的民国女子，单手叉腰，头高高扬起，嘴角上扬，带着孤傲的延伸，笑观人间沧桑巨变。

英国当代著名戏剧理论家阿·尼柯尔说过，“所有伟大的悲剧都是提出问题，而不提供解决问题的办法”，在张爱玲的小说里，见不到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沉痛，也没有曹禺、巴金“吾与汝偕亡”式的愤怒，没有改造国民性的抱负，有的只是同情的了解，了解的同情”，有的只是复杂的爱恨情结，剪不断、理还乱的难以明言的依恋。

传奇的文学，传奇的女子，传奇的一生。

[1]：摘自贾平凹《坐佛》序言，太白文艺出版社。

[2]：摘自《论张爱玲小说中的婚恋形态》。

参考资料：

《张爱玲小说集》

《张爱玲文集》

《论张爱玲小说》

《时代知行——张爱玲热的兴发于变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