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美学家宗白华先生曾经用这样两句话，来概括魏晋南北朝的时代特点：“汉末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能、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反观这一段历史，可以感觉出宗先生的概括虽然简练，却十分精当：当军阀割据、内部纷争、政权迭替、南北对峙以及灾荒瘟疫交并出现时，国家之不幸和民生之凋敝，真实让人无法想象。但是，在这样的混乱时世里，玄学兴盛，佛教盛行，文学艺术得到蓬勃发展，如此鲜活精美的文化艺术收获，又的确令人心驰神往。在满目疮痍的大地上，竟然生长出了如许繁茂而鲜美的艺术花朵，借用清代诗论家赵翼的一句话，即可谓“国家不幸诗家幸”。就文学领域而言，这时期虽然没有可与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媲美的突出代表作品，但却有《典论·论文》、《文赋》、《诗品》、《文心雕龙》这几部优秀的理论著作，有建安风骨。魏晋玄言、晋宋山水、齐梁宫体等前后相继的是个发展阶段及格律诗的萌芽。然而我最感兴趣的便是魏晋玄言诗歌，在读完《魏晋玄言诗歌品鉴》之后，我对玄言诗歌便有了更深的了解。

诗之前必先介绍玄学，超越“有名”“有形”“万物”之上的玄妙学说，历经《周易》、《老子》、《庄子》、汉代宇宙论，而渐于名教碰撞遇合，而形成所谓玄学。魏晋玄学是中国思想史上影响颇大的思潮之一。它同先秦诸子学、两汉经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一样,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它以清新的气息和斑烂的色彩描绘了魏晋时代的独特精神风貌。魏晋的名士风流便是玄学的实践，魏晋名士们主张的不必遵守礼法，凭本性行事，不做作，不受任何拘束，以过一种率性任情的生活方式，即“弃彼任我”，同时也是一种浪漫、俊雅、旷达而疏放的艺术精神，他们主张只有这样的言行为这样才能回归自然。们是痛苦的，以自然为反抗名教的武器；他们是放纵的，以无节制地享乐为目的；他们是旷达的，真正实现了身体和心灵的自由。

玄言诗便是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中孕育而生。“中国诗艺史上的最奇妙诗体，或许就是玄言诗。”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关于六朝文学，有一种文学现象却被我们长时间地冷落了甚至绝对地否定了，这就是魏晋玄言诗。出现这种情况其实也不奇怪，因为从历史上看，中国诗歌虽然在创作中有追求超世逸想的倾向，但在理论引导上则坚守着反映现实、面向现世的原则。因此，当人们在评论活动中看待具有明显遁世超世思想甚至消极颓败的玄言诗时，就很难将其放到一定的位置上，予以充分的价值判断。

玄言诗大多表达追求自由宁静人生的理想、讽刺污浊虚伪时风世情以及反映人生哲理和社会运动规律。我对玄言诗最感兴趣的部分是以游记为题材的部分，文人们游历赏景以玄味自然妙谛。

魏晋文人阶层出现以后，伴随着越来越多的游宦征行活动和遁身隐居行为，他们越来越有机会去广泛而主动地接近大自然。特别是到了汉末以后，由于社会动荡引起人们对人世间的强烈不满，又受老思想赞美自然的巨大影响，登山临水、泛咏皋壤，越来越成为文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表现这部分生活内容，描写自然景象，自然而然地构成了他们创作的重要题材。当然，由于魏晋之后创作主体的心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他们对这类题材的处理也表现出与此前诗歌创作较大的不同。

魏晋文人有一种很奇特的游历方式，他不是直接步入山林、走向田园，而是端坐于斗室之中，甚至横卧于几榻之上，遥望山色，静聆水声，或者闭目敛颔，沉思冥想。身形不动，而心驰神往，此为“卧游”或“心游”、“神游”。孙绰《游天台山赋》曾描写这种往游形式“非夫远寄冥搜，笃信神通者，何肯遥想而存之？余所以驰神运思，画咏宵兴，俯仰之间，若已再升者也。方解缨络，永托兹玲。不任吟想之至。”如此神游，即心即境，一霎时即可遍游五湖四海，出幽入冥，与天地万物同一机括。此时，诗人不但会看到十分精彩奇绝的自然景致，还能感受到通幽洞冥时的心理欢悦。陶渊明《读山海经》之一写道：“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他随着周穆王的西游传说，随着《山海经》的图文记载，已经在古今四方彻底遨游了一番，所以，他感到了人与宇宙万物的同形共体，感到了宇宙和人的同生共死， 他看到了常人所说的“天”，看到了老庄所谓的“道”，因此，他觉得他就是世间最幸福最快乐的人。

不管玄言诗受到多少非议，它给后人留下巨大精神财富这点是毋庸置疑的，玄言诗推动了真正山水诗的形成，探索了哲理诗创作的种种可能，对诗歌言意关系做出了大胆尝试。最后我用深受玄言诗影响的王维的一句诗结束这篇读书报告：“白发终难变，黄金不可成。欲知除老病，唯有学无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