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爱》，是以赵得意和商琴琴的爱情展开的关于一类边缘群体——艾滋病患者——的故事。这些被人们惧怕、厌恶、排斥的艾滋病患者被隔离在一所废弃的小学里，他们不受世人理解和接受，他们被村里人唾弃；他们期望在和他们同病相怜的人群中得到宽慰，只是这样的一群人各怀心事、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而赵得意和商琴琴不顾世人反对、毅然决然地结婚了。虽然他们派发的喜糖没有人敢吃，但他们依然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活得绚烂，像烟花一样华丽收场。

就像片子里的村民一样，现实中的我们谈艾色变。就算是如今艾滋病已经科普了的时代，我们还是忍不住去惧怕这类人群，把他们当做是freak，是virus。我们理所当然地想到把他们隔离。把艾滋病人隔离是没错，因为他们免疫缺陷嘛，需要被特殊保护。只是对于那些HIV携带者呢？那些还在潜伏期的患者呢？在我们得知他们体内有HIV的时候我们不是一脚把他们踢开么？这样做，合适么。

我们惧怕艾滋，所以在当年新疆艾滋病高发期间，传闻新疆人的”滴血拉面“会传染艾滋病的时候，新疆人被广大汉族人再次排挤了。即使后来新疆官方出来辟谣，这个恶意攻击维族人民的事件造成的汉维裂口还是无法缝合。由此反思——我们真的要对跟“艾滋”扯上关系的人这般赶尽杀绝么？

现在我们做的事就是把他们隔离，隔离，再隔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患者的权利受到了侵害，因为他们无法得到和正常人一样的对待。在这个声称讲人权的社会上，我认为我们应该取消对他们（HIV携带者而不是没有免疫力的AIDS患者）的隔离措施，打破这层隔离膜。

首先，就像当初新疆在报告他们本地的艾滋患者的数字的时候刻意压低了，让不知情的大部分人无法克制地去往坏的方面猜想。有人说，人们往往喜欢把他们能想到的最坏的情况当成是真相。所以，把HIV携带者也“神秘”地隔离起来只会让事态变得更加糟糕，越想要掩盖，越容易引发动乱，这一点在新中国成立的历史上已经被证实过无数次了。

其次，在种姓制度盛行几百年的印度，乞丐都是笑眯眯的。因为“当不平等是社会通则时，最大的不平等都见怪不怪。但当一切都已或多或少抹平时，最小的差距都引人注目。”所以，在民主制度之下，每个人从小就被告知“人生而平等”。但这些病人因为后天得的病而让自己的基本人权都得不到保障，他们就会觉得受到了不平等的待遇，心理产生了不平衡，负面情绪从而诞生，这会使他们倾向于攻击健康人。假设他们得到了我们的平等对待、我们的理解与照顾，他们的不平衡感就会淡去，变得能为无辜的健康人着想，而我们也不必时时刻刻担心被“同化”了。

最后，就道德层面最高的人权来说，他们也有权利像我们普通人一样生活，不能因为获得了免疫缺陷就被我们孤立成一个边缘群体，他们需要我们的理解，需要我们的帮助，需要我们的慷慨接纳。

总而言之，我认为有必要让我们接纳他们，一起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之下。或许有人会问：那我们的公众健康怎么办？我想，只要双方赢得了彼此的信任，我们为他们着想，他们自然也会为我们着想。又或者说：你怎么知道他们会不会背叛你？我只能套用一句话：因为相信，所以不会被背叛。

艾滋患者及HIV携带者的个人权利，与公众健康安全，是可以并存的，只要我们相信彼此。